2012年4月1日 星期日

聆聽醫師作家的心靈饗宴

醫師這行業很辛苦,但也才有機會品嘗到人生很多平常人看不到聽不到的經驗,如果醫生們不好好與人分享人生的多元,那豈不是錯失了機緣,虛度了一生?

/ 賴其萬 (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最近到華盛頓參加美國醫學院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 的年會,有幸聽到兩場大會特別安排的聆聽醫師作家的心靈饗宴,真是值回票價。

第一天中午我參加 Dr. Pauline Chen 談她最近出版的成名作品The Final Exam (如果直譯應該是「期末考」,一語雙關地影射「死亡的考驗」本書目前尚無中文版問世),書的副標題是A Surgeon’s Reflection on Mortality(一位外科醫師對死亡的反思)。這位醫師有非常完美的學經歷,她畢業於哈佛大學,而後進入西北大學Feinberg 醫學院,在耶魯大學外科住院醫師訓練期間得到耶魯大學最佳住院醫師教學獎(Betsy Winters House Staff Teaching Award)以及人文獎(George Longstreth Humanness Award),而後到美國國家癌症醫院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進修,最後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 醫院任職,專攻肝臟移植,並且得到1999 UCLA 最傑出醫師獎。

她除了在醫學上以及教學上得過無數殊榮以外,她最近以一系列的有關現代醫療圍繞著死亡的感情衝擊所寫的散文,出版了這本佳評如潮的好書。紐約時報撰文介紹這本大作,「醫師生動地描述醫學訓練的恐懼、焦慮以及愉悅她道出最令人感到欣慰的話: 敢於挑戰自己的恐懼與懷疑,願意為她的病人準備『期末考』」,而洛杉磯時報也說「醫師與讀者分享她的成長過程以及她如何變為技術成熟的好醫師,她以新鮮與誠實的回憶吸引了我們,也教育了我們。」

醫師留著一頭長髮,修長的身材以及迷人的笑臉,乍看之下很少人會相信她居然是一位資深的肝臟移植外科醫師。她在台上侃侃而談她對醫學的看法,首先她提出影響美國醫學教育至鉅的奧斯勒醫師有名的好醫師的條件:「寧靜」 (Aequanimitas),她說有人就誤以為如果要達到這種境界,就要與病人與家屬保持距離,不能有太深的感情,但事實上她發現與病人脫離關係 (detach),就不可能為病人做最好的決定。

接著她提到英國棄醫從文的名詩人濟慈 (John Keats) 在寫給他的兄弟們的家書裡,提到”negative capability”的觀念,他用這個詞來定義「能夠忍受不確定性(uncertainty)的能力」,而影射如莎士比亞之類的文學家就是有這種能力,但醫師說她從學醫之路領悟到一個好醫生也需要具有這種negative capability,才能為了幫忙病人而融入病人的生命,甚至伴隨著他們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

接著她選擇了第八章「很報歉我要告訴你實情」那一段她如何告訴一位得到肝癌的退休老警官,因為他的年紀關係,她不考慮替他做肝臟移植,而切除肝癌的勝算也不大,但後來在病人的要求下,她為他切除肝癌,而後來病人還是回天乏術。在這篇文章裡,她將自己與這病人的對話非常生動地寫出來,尤其是透過她充滿感情的音調,使得坐在我身旁的幾位醫師不是淚眼盈眶,就是梗咽啜泣。

她的演講贏得歷時很久的全場掌聲。觀眾許多醫師都想知道她為什麼在這麼年輕,事業正值巔峰之際,竟然選擇提早從醫界退休,實在可惜,也有很多人想知道她在幾歲時發現自己有寫作的天份。她很坦白地說,她打從很小就知道自己很喜歡寫作,也知道自己有能力描述心內的感情,但對科學及醫學的興趣使她一直沒有盡情發揮在寫作方面的興趣,一直到她生下了一對可愛的雙包胎女兒以後,才決定做一位好媽媽也很重要,而這本書也是在離開每天沉溺於開刀房的日子以後的兩年中完成。

對那些關心她從此不再行醫實在是暴殄天物的聽眾,她説她最近將會重出江湖,將在榮民醫院重拾手術刀,但精密的移植手術可能已不再是她要繼續走下去的路。有些人婉惜她不再以其純熟的移植手術服務人群而嘆息,有些人羨慕她能急流勇退,追求自己更有天份的寫作生涯。會後她並且一一為與會的聽眾贈書簽名,當他發現我的名牌寫的是來自台灣時,她非常興奮地告訴我她的父母來自台灣,並用台語告訴我她父母的名字,最後他在給我的書上寫了一些話,並簽了她的英文名字以及鮮為人知的中文名字「陳葆琳」,這霎那間使我感到身為台灣人真是何其有幸。

隔天下午每年AAMC 年會都會贊助人文關懷活動的高德基金會(Arnold P. Gold Foundation)邀請了哈佛大學醫學院內科教授古柏曼醫師( Dr. Jerome Groopman) 來談他的近作 How Doctors Think (中譯本《醫生,你確定是這樣嗎?》剛剛問世不久)。事實上這位醫師作家對台灣讀者一點也不陌生,他以前出版的三本暢銷書也都已在台灣譯成中文,The Second Opinions《第二意見》、The Anatomy of Hope《希望,戰勝病痛的故事》、The Measure of Our Days《時間等候區》而廣為醫界人士所樂道。

大會為古柏曼醫師準備了椅子以及很厚的背墊,原來他最近因為一個意外而使他的宿疾---背痛與右腕關節痛復發,所以他這次的演講是坐著講,因為他不能站久,同時他的右腕也戴著護腕。他首先針對這宿疾,不厭其詳地與聽眾分享他在過去的書裡所提過的,他很後悔自己當年不該自以為是地,堅持要以外科治療來解決他的背痛,結果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添加日後一些不必要的痛苦。至於有關他右腕關節的問題,他說在這本新書裡,他特別以「第七章 右手奇遇記」來深入討論醫生看病的認知判斷過程。他說他因為右手的問題看了很多不同專門的名醫,但卻發現這些專家由不同的角度居然會有相當不同的結論,而使身為病人的他感到無比的困惑,最後碰到一位說年紀經驗都比不上以前看過的幾位專家的手外科醫師,他的認真思考與誠懇解說的態度使他產生信心,而也因此使他深深體會到追求專業知識固然重要,但醫師是否能應用「常識」才是關鍵。最後接受這位醫師的開刀而得以改善。

接著他拉開序幕,說明他寫這本書的動機,是因為最近一直在探究醫生看病時的思路到底是怎麼樣的,我們的錯誤是怎麼樣產生的?更重要的是怎麼樣才可以避免?怎麼樣才可以幫忙我們教好年輕的醫學生或醫生? 他舉出書中的一些例子,分析各種我們醫師常用的思考模式,來說明我們醫生在思考上常不知不覺犯上的錯誤。他認為做為一位醫療人員,最重要的是一定要隨時提醒自己有可能犯錯。他很感慨地說,電腦的應用於醫學應該是使我們能因此而更容易得到資訊,給予我們更多思考的空間,幫忙我們更瞭解我們的病人,但很不幸地,在很多場合裡,我們看到的卻是利用電腦程式或設計好的template,使我們操短路走捷徑,反而誤導了我們。他一再提到我們在教學時,一方面要教導學生聽到馬蹄聲時,不要一下子就想到斑馬,要先從最常見的普通馬想起,但也不能忘掉提醒學生,當我們想不出答案時,一定要想,這會不會是較罕見的斑馬。他說這種教學的拿捏確實是醫學教育者最重要的課題,也因此他對在場這些關心醫學教育的學者表達他最大的敬意。

最後他說,這本書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是想好好教育社會大眾,希望他們能透過對「醫生怎麼想」(本書的英文原名就是《醫生怎麼想》)的瞭解,而能接受他如下的勸告:

為了怕醫生犯錯,每個病人都應該問他的醫生以下幾個問題:

「醫生,除了你說的診斷以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有沒有可能除了你所說的病以外,我還有其他另外一種病加在一起?」

「在你替我所做的身體檢查或實驗室檢查結果裡,有沒有與你給我的診斷不符的地方?」

看著他抱病還從波士頓趕來做這場演講,苦口婆心地勸醫界人士謙虛自省、小心自己犯錯、尊重病人、鼓勵病人發問,這種誠懇的態度感動了全場聽眾。

常在想醫師這行業很辛苦,但也才有機會品嘗到人生很多平常人看不到聽不到的經驗,如果醫生們不好好與人分享人生的多元,那豈不是錯失了機緣,虛度了一生?聆聽這兩位醫師作家的心聲,使我更想勤於筆耕,並憧憬未來退休之後的「第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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